开启我国玻璃历史之门丝绸古道上的玻璃之路

开启我国玻璃历史之门丝绸古道上的玻璃之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人士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不懂得玻璃制造技术?中国的玻璃是从埃及传入的。对此说法，新疆古代玻璃研究专家、自治区考古所副研究员张平在他即将出版的论文《新疆玻璃考古新资料的发现研究》中，用“玻璃之路”形象地说明了丝绸古道上的玻璃交易情况。同时，为我们开启了一道了解我国玻璃制造的历史之门。

新疆考古界对丝绸之路上的玻璃研究始于１９７８年克孜尔墓葬群的发掘。当克孜尔墓葬被打开之后，出现了许多珠饰。当时张平以为是玉器，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珠饰竟然是玻璃珠。从此，张平和丝绸之路上的玻璃结下了不弹簧被紧缩；当阀芯需要向右运动时只需缩小机电的线性位移解之缘。

其实，人们对玻璃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国外探险家斯文·赫定、斯坦因、贝格曼等，先后在营盘、楼兰、瓦石峡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珠、玻璃器皿以及残片。斯坦因认为营盘出土的玻璃制品具有典型的西方类型特征，应该是公元１至４世纪的罗马产品。斯文·赫定认为楼兰出土的玻璃残片和玻璃珠饰是罗马东部产品。贝格曼对瓦石峡发现的铅制玻璃料的小鸟以及绿色质地很差的半透明玻璃器皿残片进行研究发现，它极有可能是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我国学者黄文弼也曾对新疆出土玻璃进行过研究。

近年来，新疆考古界先后在多处遗址或墓葬发掘出土了不同时期的玻璃制品，研究显示，其中既有外来玻璃，也有中原玻璃，还有相当数量的本地玻璃制品。１９８５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就出土了大量的玻璃器物，包括一件罕见的淡绿色玻璃杯，后来经过实验室测定，出土的玻璃成分属罗马——萨珊玻璃。

罗列发现玻璃制品的遗址和遗迹，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环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两条有意思的玻璃分布带。一条大致为米兰—瓦石峡—且末—民丰—尼雅遗址—于田县—策勒县—洛浦县—和田—莎车。一条为库尔勒—轮台—库车—新和—拜城—阿克苏—巴楚—喀什。而这两条线恰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和中道。

２００２年，在北疆额敏县发掘的一处约为公元前７００年—前５００年的墓地，其出土了大量玻璃珠饰，则填补了丝绸北道（草原丝绸之路）的空白。

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我国的丝织品是通过新疆输入中亚、西亚、叙利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中海、伊朗高原及丝路沿途的“殊方异物”也不断“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经新疆进入到中原。其中，西来的玻璃则是对我国将试样装在电子万能实验机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货物之一。随着玻璃制品传入中国，制造玻璃的技术也传入到了中国。

其实我国在西周时期，在冶炼和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就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直接的证据就是瓷器表面的釉。那么为什么还有中国玻璃西来之说呢？

目前中外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我国工匠虽然在很早以前就已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但他们把注意力投入到瓷器方面，从而创造了辉煌的陶瓷文化，而西方则把主攻方向放在了玻璃方面。

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玻璃的主要成分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虽然玻璃成品绚丽多彩、晶莹璀璨，但易碎、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用途小，因而发展缓慢。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物的化学成分，则主要以钠钙为主，克服了“铅钡玻璃”易碎、透明度差、不适应骤冷骤热的弱点，因此这种玻璃的用途和生产量都远大于中国古代玻璃。 随着水上交通日益发达以及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当西方“钠钙玻璃”传入中国后，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类外来品与中国“铅钡玻璃”在性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以致中国人不知道它们是同一类物质，从而越来越多的人把精力和目光都集中在“洋”玻璃上。 张平说：目前，新疆丝路玻璃资料仍处在考古的积累和收集阶段，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进行，有关丝绸之路上的许多谜团都将得到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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