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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里童装产业需转型升级现实矛盾造悲剧-【新闻】

发布时间:2021-05-24 05:55:26 阅读: 来源:皮影厂家

江南盛织造。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部,太湖以南,318国道以北的这片区域,史料中就有“遍闻机杼声”的记载,并因织造业兴盛而得名。如今,古老的织布机早已被童装厂轰鸣的机器替代。这里是中国童装名镇——织里镇。

长久以来,这个江南一隅的小镇并没有因童装的兴盛而被更多人熟知。2011年10月26日以后几天,这种情况被打破了。

织里群体事件

10月26日上午,织里镇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上门征收的代征人员许荣泉因工作方法简单,引起一安徽安庆籍业主不满,双方发生纠纷。

多位安徽业主表示,当事业主被打伤,官方则称,双方“互有推搡但均无受伤”。

但不论如何,晚上,自觉受到委屈的该业主集结了百余同籍业主到织里镇政府讨要说法,引发众人围观,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

开始,聚集人群并无过激行为。然而之后的一辆奥迪车,用它高速运转的马达将事件推向了最不愿看到的那一面。

晚上11点多时,一辆浙E牌照(湖州市车牌)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不要撞到人。拍得越来越大力,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突然加大油门,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离车最近的一人被撞飞,驾驶员看到撞了人,急忙后退,慌乱中又从被撞的这人身上碾过。

奥迪车在众人的愤怒中逃脱,沿途又撞倒多人。

人群的不满情绪被引爆,他们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

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总之,群体性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为平息众怒,织里镇10月28日发布公告称,“税收协管员许荣泉因工作不细,方法简单,经研究已予以解聘。”

但这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10月29日,织里本地人开始组织“护厂队”,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当晚,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米娜阿奇”童衣厂遭到砸抢。

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至10月30日,事件基本平息。

此事经网络传播,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后,当地《湖州日报》报道称,10月26日,当地在推行童装加工企业税收“社会化征管”过程中,因个别税收代征人员工作方法简单,引起一外地业主不满,后致少数童装业主滋事,并逐渐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形势直到29日才趋于稳定。事件中共有10人住院,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辆警车被点燃,一名民警、三名协警受轻微伤。整个事件中无人死亡。

事起“机头税”

织里镇童装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此后加速发展。如今,织里的童装市场占有率30%以上。当地人自豪地说,“全国儿童身上穿的童装四件里就有一件是织里造”。

织里镇建筑特色鲜明,一般以四五层楼房为主,且厂店结合——楼上为加工车间,一楼为店铺,展示自己生产的各式童装。这样的“家庭作坊”整齐划一,遍布织里。

官方资料显示,童装已成为织里支柱产业,并形成了“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在千家万户”的块状经济特色。

大量外地人循商机而来,其中又以安徽安庆籍人为众。昔日小镇已变成庞然大物。如今,织里本地户籍人口10万左右,外来打工者则在20万以上,常住人口超过30万,远超一般规模的县城。

大量外来人口又促进了织里童装产业的繁荣,据最新官方统计显示,今天织里有12200家与童装有关的企业,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童装配套企业4553家,童装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是浙江全省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经济产业群。

集群效应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一般规模的童装厂,通常三五天就要完成几千套的产量。但作坊式的童装厂不可能按时交货。于是,“夫妻队”适时而生了。

“夫妻队”多是由外地人组成的小作坊,他们在城乡接合部甚至农村租用民房,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通常来说,“夫妻队”人均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千元,跟在厂里打工相差无几。

家庭作坊下还有更小的作坊,这就是织里特殊的产业形态。而后者正是此次事件的主角。

原先,这些小作坊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就可开工,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除去水电租金等费用,一个作坊的年收入能达7-8万元。但随着作坊数量剧增,当地税务局开始对这些作坊征税。

从2009年起,当地税务部门向这些小作坊征税,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这便是所谓的“机头税”;到2010年,按工作人数征税,每人征税300余元,按5人起征;从今年10月开始,每人征税额突然涨到了626元。同时,有人说,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

此次翻番涨税之前,政府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仅靠税务部门的一纸通知,这使“夫妻队”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另外,简单粗暴的征收方式更让他们愤怒。

事实上,“机头税”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即非由税务部门,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在具体征税过程中,操作上也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一些征收人员在收取税款后,并不向业主开具正规发票。在数额认定上也有人为弹性。“有的人给征税的人买条烟,也可以少交千儿八百元。”当地一名业主称。

另外,根据当地政策,“机头税”按5台缝纫机起征,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夫妻队”即使只有两台机器,也要按5台机器交税,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公平。但如若不交,征收人员便会采取“锁门”“恐吓”等“工作方法简单”的方式。

税收政策的轻率随意,加上“工作方法简单”,是导致此次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事后,官方也承认这点,今年刚刚开始的征税工作也被叫停。

织里之困

然而,梳理此次事件的种种因素可以发现,当地童装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与低级加工制造的现实矛盾,是此次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不容忽视的是,处于税收灰色地带的“夫妻队”已经成为织里镇童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大多数织里童装厂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务都交给了“夫妻队”。“没有成千上万个‘夫妻队’,织里的童衣生产规模不可能做到这么大。”一位童装企业主说。

但在有些人看来,“夫妻队”的作用是双面的。虽然其解决了一些童装企业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加速了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和招工难。

织里人慢慢发现,“夫妻队”的出现让工人变得更为浮躁。工作时间自由安排,还能照顾家人,加上可观的工资,这让工厂工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于是更多的工人参与到“夫妻队”中去。而工人流失后,为弥补产能空缺,企业不能不求助于“夫妻队”。如此下去,恶性循环。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

此次事件中,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织里的街上,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夫妻队’工资每年都在涨,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机工也要100元以上,石狮、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

除了用工成本的上升,织里面对的更大的困境是,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加剧。

人口超出小镇负荷,治安令人担忧;工资上涨,却年年缺工;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加剧。微小的变化每天累积,织里经济社会格局逐渐发生分化,并终于在此次事件中集中爆发。

转型之难

的确,大量存在的小加工作坊致使正规童装企业陷入招工难、不停加薪的怪圈。

现如今这种集聚度散而弱的产业格局,直接导致了信息、技术、市场等资源难以共享和规模效率低下。

湖州市经委早就进行过调研,报告指出,“织里大多数企业均属于‘弱、小、散、差’之列,企业生产以贴牌代生产和相互模仿生产为主,集中在产业链底端。”

从另一个角度看,织里童装的优势也不尽如人意。织里童装业用地约合1.2万亩,每年税收总额是1.73亿元,算下来,每亩上交的税收每年1万元多一点。而当地的上市公司栋梁新材每亩土地每年创造税收为18万元。另一家大型纺织企业,每亩土地最高时创造税收74万元,平常年份也有三四十万。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大幅提高了对小加工作坊的征税额度。

相关人士认为,政府有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借此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

群体事件的突然发生,让当地政府感到有些猝不及防,这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其实,近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在谋求对织里童装产业提升,希望能够通过扶植大企业来带动产业升级。

近几年,织里镇每年拿出1000万元,作为做大做强做优产业扶持基金。建设织里中国童装城,打造童装及面辅料展示配送中心、提供配套服务的商务科技中心。同时,湖州市还成立了29个行业协会,引领小散企业的发展。

政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几年前,今童王老总濮新泉就发现,一次拿10万块钱货品的客户越来越少了。在一个县城服装商场,今童王的一个柜台秋冬装订货达到25万。而当他正为自己的业绩感到满意时却发现,不远处的巴拉巴拉,一年订货额竟然有108万。

在2007年,今童王下定决心开始品牌经营。两年之后,就在全国开出了120多家连锁门店,2009年在全国已开设了300多家。

如今,今童王已经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企业实力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相关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织里童装企业的品牌意识较以前大大增强。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在品牌上发力。如今,除了“今童王”、“小猪班尼”、“芝麻开门”、“赛洛非”、“青蛙王子”、“小霸王”等品牌组成了织里童装的门户梯队。

榜样的刺激下,织里几乎每个厂都有自己的牌子。织里的童装产业,在转型升级的路子上已经迈开了步伐。

虽然织里童装业虽在不断扩大,但“到目前为止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只有一家,2000万元以上的20家左右。”更重要的是,品牌的影响力仍旧缺乏。

由此看来,织里童装业的转型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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